隋唐宋时期青海地区的财税制度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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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北魏时期，情况才有所好转，社会秩序得以重新回归常态，胡汉各族逐渐融合，畜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使得北方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隋末的大动乱，使得多灾多难的中国北方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浩劫，其后的唐朝则将中国拓展成为一个国力强盛的世界性帝国。

一、财税制度

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土地和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前期吏治清明，政府的行政效率较高，向农民定期授田的制度一直得到严格执行。到了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故在德宗年间被“两税法”取代。

两税法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而是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从而使税收负担相对比较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税负，奠定了宋代以后两税法的基础，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初期，河湟地区与整个河西地区均受陇右道辖制，所以均田制在河西地区推行的同时，也在河湟地区得以推行。

中唐以后，青海全境基本为吐蕃统治，治下百姓须承担吐蕃的赋税以及兵徭之役。敦煌吐蕃历史文献《赤松德赞传》记载：“……疆域扩展，陇山山脉以上尽入赞普之手，建立通颊五万户，新设一由德论管辖之大区”。“通颊五万户”可能就是在河陇地区按照吐蕃的传统，按区域划分并建立万户，德论为此区域的行政负责人。此外，吐蕃还在河陇地区实行了每人以10亩（1亩=0.公顷，编者注）田地为标准的计口授田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税赋制度。

二、重开屯田与农业发展

隋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尚书省的工部尚书之下，设有专司屯田的侍郎2人，掌管全国的屯田事宜。隋炀帝亲征并大破吐谷浑后，为确保通往西域之路通畅，由镇守河源、积石的刘权主持，在新置的西海，河源、部善、且末等4郡周边开始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开掘新渠和屯田活动，范围包括今天的青海中西部和新疆东部地区。

这一时期，包括青海境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也因为屯田，而使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得以传播，牛耕技术已由二牛挽拉的单辕犁过渡到了一牛挽拉的双辕犁，播种方法也出现了楼播技术和用水浸种催芽的技术，另外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中耕锄草、施肥、除虫灭蝗、粟麦麻菽轮作倒茬等技术也在河湟地区被广泛使用。

唐朝的屯田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屯田所需的种子耕牛、农具以及口粮等均由政府提供，收获的粮食也全部上交国家。民屯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付给征发来的丁夫和流民耕种，名为屯丁或营田户，实为政府的佃农。唐初屯田管理机构的设置总体承袭了隋朝，但也有许多改进之处。

屯田郎中是屯田管理机构中职位 的官员，司农寺和州镇诸军管理屯田的具体事务。屯田的基本单位是“屯”，设有屯官和屯副，屯官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勋官和武散官，或者是曾经任职于边州府县镇成的八品以上文武官员，对屯官的考核奖惩等规定也比较详细。唐朝前期，青海东部地区是唐蕃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随着戍边军队的不断增加，粮草供给显得尤其突出。

唐朝为了解决驻军的军粮供给问题，先后在黄河、湟水河两岸以及河西、陇右地区开始兴修水利，实行大规模的屯田驻防。根据南宋《大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年），全国屯田总量的1/3分布在河西、陇右地区，其中陇右道的屯田共有屯，主要集中在青海境内。

在唐初屯田的百余年间，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河湟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整个河陇地区一道成了当时唐朝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河陇屯田也成为唐朝中央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

吐蕃人统治时期，因为其本部“土风寒苦，物产贫薄”，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后期，在接近汉地的青、甘、川、滇等地吐蕃民众从汉地农区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安多一带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气候条件要比本部好很多，所以为了很好地控制这一地区，吐蕃政权的统治中心曾经一度东移到了这一带。

太宗贞观十五年（年）文成公主进藏和中宗景龙四年（年）金城公主进藏期间，唐人均携带了大量种子，农具、纺织品、工艺品等物品，并有不少农民和工匠随行入藏，沿途传授了许多唐朝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对藏区经济发展影响较为深远。

吐蕃的农业耕作技术，一般采用耦耕法。两头牛耦耕一日的土地面积称为一突，铁制斧头镰刀等农业生工具也已在普遍使用。中原地区的水磨等农产品加工工具的引入，提高了粮食细加工的水平，使糌粑等日常食用品的制作更加精细。

三、马政崛起与畜牧业发展

隋唐时期，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除了屯田之地外，还有更大面积的土地是水草丰美的草原，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隋朝中央政府由于军事需要很注重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当面对西边的强敌突厥和吐谷浑人时，隋军需要河陇地区的草原提供数量可观的战马用于军事战斗。

所以，中央政府曾经在河陇地区专门设置了陇右牧监（设总监﹑副监）、丞等职位掌管牧养官马等畜牧事宜，由政府出面从事官营性质的畜牧业经营。这一时期青海境内民间畜牧业发展的情况，相关的文史资料非常稀少。但总体来看，青海境内除了河湟地区属于农牧并重的半农半牧地区，中西部柴达木盆地一带有一些零星的绿洲农业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历史上均为牧业区。

唐朝的马政在承启隋朝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完善。唐朝立国初期，唐军先后从突厥人处俘获匹马，又在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南）得隋马匹，中央政府将这些马匹全部安置在陇右牧马监，成立了西北官营牧场，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马政管理“监牧”制度。当时陇右地区的官营马场东西约里，南北约里。

在此之后的50多年里，官营牧场所养的马匹一度达到了70余万匹，是唐朝官营牧场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陇右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唐朝政府不得不在原来48个马监的基础上，又在河曲之地（今甘肃甘南和青海黄南、海南和果洛州北部）又开辟了8个马监。这一时期，唐朝以河西和陇右地区为主体构建的巨大的环形官营牧场区域，是当时世界上 的由国家经营的牧场之一。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唐朝的官营牧场是一种综合性的牧场，虽然以饲养马匹为主，但还兼顾牛，羊、骆驼等牲畜。也可以说，这种官营的牧场不但可以为军队提供重要的马匹保障，还可为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贸易提供必不可少的畜力保障。所以，前唐时期陇右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商品流通、交通贸易和农业的大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地区，唐朝失去了重要的牧场，其马政也从此一蹶不振。

确厮啰统治时期，其辖下的祁连山麓和青海湖畔历来就是出产优良马匹的地方，他们饲养的战马、牛、羊、骆驼等牲畜是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宋朝）开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商品。而他们用冷锻工艺制作的锻甲工艺非常精良，是那一时期青海手工业 代表性的产品。曾在陕西任职的北宋丞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了这种铠甲的强大防身作用：

“宋朝名臣韩琦曾经用青唐铠甲做实验，检测它的保护性能。结果在50步之外，强弩射出的箭都不能穿透它。有一支箭射穿了铠甲，仔细一看原来是射入了铠甲穿带子的小孔，箭头被小孔刮削得铁都卷了起来。”

四、茶马互市与交通运输的繁兴

茶马贸易作为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核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自唐宋至明清，前后共延续了千余年。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贞观六年（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

隋唐时期，河湟地区属于半农半牧地区，而南部和中西地区生活着的吐谷浑和党项人则以游牧为主。吐蕃统治青海草原后仍以游牧经济为主，史称吐蕃“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色而衣焉““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吐谷浑人培育的“青海题”和“舞马”均是与隋和唐进行交易的重要商品。吐蕃在河曲地区培育的河曲马也是隋唐时期重要的优良马种。

加上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产品互补的关系，使得在隋唐时代这些农牧交界地区的商品贸易无论是以官方的形式，还是以民间的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高祖武德八年（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双方共同在承风戍（今贵德境内）互市交易。开元二十年（年），唐与吐蕃一度在赤岭（今湟源县日月山一带）互市，双方用丝绢、茶叶和马匹进行着商品交换。

在都兰等地的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包括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河陇一带，一度成为全国最为富裕的地区。而陇右道治部州（今乐都县一带）一度曾是唐朝陇右地区的政治中心，通往各地交通路线四通八达，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丝绸之路青海道经历了一段连接东西方贸易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确厮啰统治时期，由于西夏国在占领了河西走廊后，经常劫杀往来客商;并抽取很重的苛税，使得丝路河西段一度中断。而鸣厮啰人很有商业头脑，不但主动开辟了古青海路，还在临谷、青唐、邈川等城设立了贸易市场，并派兵保护各国商队直至宋朝边境，使往来东西方的商人能够平安经过丝路青海道前往中原地区，使得青唐城内来自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商户云集，梵宫林立，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一片繁华景象。

据宋朝人张舜民《画塌录》记载，那时青唐城的宝货很多，人们将珍珠、翡翠、金玉，犀角、象牙等都用柜子装起来埋在地下。另外一位宋朝人李远所著《青唐录》记载，青唐城以西处处是平川沃壤，人民依湟水筑屋而居，沿着河流有很多磨坊，粮食产量很高。青唐、邈川两地存储的粮食可供1万名士兵吃10年。

民间故事：

《青唐录》

《梦溪笔谈》

《宋史》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