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建制沿革与社会环境

2023/1/6 来源:不详

—、驱逐匈奴

秦末汉初,中原地区正处于大乱时期,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匈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变,头曼单于被他的儿子冒顿用鸣镝乱箭射杀,自立为匈奴单于。之后,率领部族打败了东面的东胡,将大兴安岭和东蒙古一带纳入了匈奴版图。西汉初期(大约公元前—前年,汉文帝执政初),匈奴又打败了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占据了北部黄河及阿尔泰山之间的土地。

大月氏余部一路不断向西迁徙到了伊犁河流域,之后又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往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一带,于公元1世纪左右建立了著名的贵霜帝国。少数向南迁徙到祁连山一带,与青海当地羌人部落逐渐融合,史称“小月氏”“湟中月氏胡”或“差胡”。之后匈奴又先后向西征服了西域楼兰、乌孙、呼揭等30余国,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

向北则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向南兼并了楼烦(今山西东北)及白羊河南王之辖地,重新占领了河套以南地。其疆域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控制了中国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和甘青部分地区的广大土地,号称拥有骑兵30余万,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进入了匈奴历史上“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的极盛时期。

西汉前期的60多年里,国家政权在建立初期虽然先后经历了异姓王叛乱、诸吕事件、七国之乱等一系列的动乱事件,但在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重农抑商”等政策的治理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内部各诸侯王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对外与匈奴始终维持着和亲关系,国家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也为青海经济实现第一次S型曲线增长奏响了序曲。

这一时期,北方草原的匈奴通过威逼利诱控制了青海和甘肃西南等地的差人部落,并与其中的一部分形成联盟,对西汉王朝从西、北两面形成包围之势,多次左右呼应对汉朝西北边疆地区发动战争,掳掠百姓和财物,焚烧村庄,危及首都长安,成为当时西汉王朝最大的安全隐患。

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王朝经过长期休养生息,经济和军事实力空前雄厚,国家已逐渐步入强盛时期,匈奴问题自然而然就成了西汉王朝首先要解决的难题。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准备,汉武帝于元光二年(公元前年)组织30万大军,对匈奴军臣单于率领的10万骑兵实施了“马邑伏击”,开启了以卫青(武帝卫皇后弟)和霍去病(卫青外甥)为主要统帅,举全国之力出击攻打匈奴的北伐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西汉王朝先后控制了河西走廊,开疆西域,通联丝路诸国,对匈奴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迫使匈奴整体向西北退缩,匈强汉弱的大格局得到彻底扭转。到昭帝、宣帝执政时期,西汉王朝又联合西域各国,成攻组织了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引起匈奴内乱,实力大减,宣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邪韩单于人朝称臣。

东汉时期,匈奴利用汉王朝中央政权动荡,又多次发生叛乱袭扰北方,但因为匈奴内乱(分裂为南、北匈奴)和自然灾害(主要是北方草原遭遇连年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最终在东汉王朝的多次军事打击下,南匈奴于东汉光武帝二十六年(50年)归汉,北匈奴在和帝三年(91年)被汉将军窦宪打败向西遁逃,王朝北方终获长期和平。至于北单于的踪迹,若干历史学家推测,他先到今中亚细亚,整合各部后渐向西侵,5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单于的后裔。

二、建制河湟

上古时期,羌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青海、甘肃西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区。自秦到西汉初期,羌人部落虽然众多,但始终没有实现统一,青海地区的差人北与匈奴的河西地区为邻,西北与西域地区相通。冒顿单于统治匈奴时期,包括青海地区羌人在内的羌人诸部绝大多数均服从匈奴人管治,中原地区与西域间的联通,完全被匈奴与羌人隔绝。直到西汉王朝占领河西地区并设置“河西4郡”(武威、张掖、敦煌、酒泉)以后,匈奴与青海地区羌人的交通才被有效阻隔。

三、西平亭和金城郡、西平郡的建置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年),河湟地区的先零、封养、牢姐等西羌部落与匈奴相约先后攻击西汉西部和北部边县,为彻底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汉武帝于次年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汉军兵分南北两路,对反叛的羌人部落形成合围之势,一举平定了叛乱。之后,汉军持续追击并迫使剩余的羌人逃离湟水河流域一路西迁,最终逃往了自然条件较差的西海、盐池一带(即今天的青海湖、茶卡盐湖地区)。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西汉王朝先后在今天的甘肃永登县西面设立了护羌校尉治所,统领西差。在今天的西宁湟光附近设立了西平亭开通邮驿,开始驻兵管理青海东部湟水流域。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在对归降的差人酋豪封王授候以稳定民心的同时,也向湟水流域迁徙汉人并设置公田实行军屯,开始长期经略羌地。

在之后的50多年里,随着西汉王朝在北方战场的持续胜利,青海地区除了发生过以先零羌为首,联合匈奴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反叛外,基本保持着稳定发展局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西汉王朝为了加强对西羌地区的控制,从天水、陇西、张掖3郡各分出两县,设置了金城郡(郡治是金城县,位于今兰州西固城),大致管辖今天的甘肃兰州、临夏到西宁,海东地区,与河西4郡合称为“河西5郡”,是西汉王朝的西北边陲要塞。

宣帝初期,在匈奴的暗中策动下,原先在西海一带游牧的先零羌人部落以在自然环境较好的湟水流域放牧生活为借口向北移居,试图待机与匈奴联手控制河西地区。西汉王朝闻讯后,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领兵到西羌各地巡视,不分青红皂白,斩杀羌人千余人,激起羌人各部落联合反叛。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兵到西差,采取屯田进逼的战略,于次年完全平定叛乱。

同年设置“金城属国”用来管治投降的差人部落,之后又留步军近万人在青海东部地区开始屯田。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借机将金城郡管辖范围从原来的6个县扩大到了13个县,并将治所西移到了新建的允吾县(今民和县下川口)。新增7县中,允吾、安夷(今平安县境古城崖)破差(今乐都县老鸦城)和临羌(今湟源县城东南)等4县均分布在今青海东北部湟水流域,青海西南部宜牧地区作为羌人部落的属地,仅在名义上受到护羌校尉节制。

自此,青海东北部宜农的河湟地区正式被纳入西汉王朝郡县管理体系内,青海境内以日月山为界的农牧分区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东汉末期献帝建安年中,东汉王朝在西平亭的基础上,增筑了南、西、北3城作为新建置的西平郡的郡治,并将原属金城郡下辖的西都(今西宁市)破羌、临差、安夷4县划归西平郡管辖。

四、西海郡的建置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期,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派遣中郎将平宪用大量财物利诱当地的卑禾羌人首领向西汉王朝称臣,开献出西海、允谷和盐池地区(今青海湖、共和县东南以及茶卡盐湖一带)。王莽政权在青海湖地区设立了西海郡(郡治设在今海晏县),内辖5县,西汉疆域得以继续向西扩张。王莽政权崩溃后,西羌地区差人抓住中原大乱的时机,重新占据西海地区并大量向河湟地区发展,西海郡在存在了大约19年后被废弃,金城郡所属各县也一度被羌人占据。

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前后,凉州牧窦融及其控制的河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5郡才重新回归汉室(史称窦融归汉),青海地区也随即进入东汉王朝统治时期。两汉交替时期,中原地区接连发生了赤眉,绿林、铜马起义,西北地区发生了隗嚣据陇右、公孙述据巴蜀、卢芳据北方5郡等军阀割据混战,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和军阀战乱,造成上述地区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崩溃,人口锐减,民不聊生。

但包括青海湟水地区在内的河西5郡在窦融等人的保据下,没有像上述地区那样发生较大的政治动荡和战乱,社会秩序总体平稳,经济发展也没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百姓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太多战乱的影响。

五、金城郡的裁撤和复置

秦朝时期,国家管理体制实行的是郡县二级管理制,全国初设36个郡,之后陆续增设至41郡。青海地区当时还处于塞外。西汉王朝初期,国家管理体制主要还是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郡的管理者为太守,由中央委派。县的管理者,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

直到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年),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正式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每部设刺史1人,位在各郡太守之下,监督所属各郡和郡国。这一时期的“部”属虚级,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当时青海河湟地区属凉州部。直到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改刺史为州牧,位在太守之上,“部”才成为实级,之后虽有反复,但以往的郡县二级制度,已正式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度。

东汉光武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全国总人口预计减员一半以上,但设置的郡县和任职的官员却很多,于是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年)下诏合并天下郡国,省减吏员,全国总计合并、裁撤了近个县,吏员人数也比西汉时期大为减少。这一时期,由于羌人在河湟地区屡次起事,金城郡还曾一度被裁撤大约1年。

最后在陇西太守马援的多次上书奏请下,东汉王朝才复置了金城郡,郡治仍在允吾县(今民和县下川口),但由西汉末年的13县缩置为10县,原辖下黄河以南的袍罕、白石和河关3县被划归陇右郡管辖。

汉初以前,青海地区属于塞外之地,秦王朝时期修筑的长城,其西部的起点在今天的甘肃省岷县一带,之后一路向北延伸,经过渭远、临洮(古称狄道)、兰州,沿黄河东北过宁夏,到内蒙古包头市附近转向东,并修至鸭绿江畔。长城以内为秦地,长城以北为匈奴地,长城以西为羌人地。汉武帝拓疆西域时期,占领了青海东北部的湟水流域,并在那里设置了县,受陇西郡管辖。

汉昭帝时期,专门设置金城郡,管理今天的河湟地区,中央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王莽篡政时期,甚至将疆域一度扩大到了今天的青海湖地区。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羌人诸部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西迁至汉王朝疆域以西(今天的日月山以西)的牧区从事游牧生活;另一部分定居在河湟地区从事农牧业兼重的生活;还有一部分差人向东迁徙到今天的甘肃省东南一带黄河两岸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总体而言,两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呈现“皇族—官吏—平民—奴隶”的四位一体特征。其中,皇帝是社会最高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再下一层是身居高位的三公九卿和在各州,郡县管理国家的官僚阶层,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逐级管理小农;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千千万万的小农和奴隶阶层。

河湟地区羌人诸部的社会结构略有特殊之处。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安置在当时的金城属国的羌人,基本保持了原有种姓部族的社会结构(由部落酋长和部民构成)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部落内部实行原有的种姓家支管理制度,不负担国家租税徭役,只接受属国督尉的监督。另外还有一部分羌人被安排守卫金城、陇西等边塞地区,待遇基本与属国羌人相同,平时从事畜牧生产,但战时有成边守塞的义务。

东汉和帝执政时期(89—年),是汉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在他之前的近年的时间内,汉王朝的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北方匈奴上,对河湟地区的羌人,主要采取的是安抚怀柔性质的政策,虽然在两汉交替之际发生过多次规模不等的冲突事件,但河湟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文教兴盛,人口数量和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升,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结语

和帝以后,由于国家政纪败坏,汉王朝逐渐呈现出衰败迹象。到了桓帝和灵帝时期(—年),国家法纪废弛,朝廷内部党锢之祸愈演愈烈,地方官员与地方豪族势力大肆盘剥、兼并农民土地,国内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边患炽盛,百姓生活环境日益恶化,中原地区的黄巾内乱和甘青地区的羌人起义等一系列武装反抗事件此起彼伏,地方豪族军阀拥兵割据,造成中央政府衰弱不堪,财政长期陷于困境,最终走向了衰亡瓦解。

参考文献:《汉书》《史记》《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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