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一张湟源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2022/6/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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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45期(总第期)

丹噶尔文学苑主旨:

促进湟源和各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介绍湟源和各地悠久历史文化;以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学体裁形式反映湟源和各地自然风貌、人文风俗、历史景观。

一张湟源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近来,读了一本《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这本书辑录了年代我国著名摄影家、人类影像学先驱庄学本(-)在川、青、甘三省少数民族地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该书的“青海蒙族”这一章中有两张湟源的老照片,一张是扎藏寺的全景,一张是湟源老县城的街景,在今天看来都是殊为难得的珍贵旧影。

在那张拍摄于年的湟源县城街景旧照上,一座颇为宏伟的四柱三间木牌坊巍然矗立在历史的深处。从牌坊下面看过去,是一条延伸远去的街道和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屋舍。两个身穿民国服饰的儿童正穿过这座牌坊,向着我们走来。这座牌坊的上方正中有一排依稀可辨的文字,写的是:“旌表李永睦继配胡烈女坊”。原来,这就是在湟源历史上有记载的胡烈女的牌坊。

据《丹噶尔厅志·列女》中的“已蒙旌表者”条目记载,胡烈女被“民人李永睦聘为继室”,“未嫁,永睦病故。女偕父往吊,至其灵前,一叫而绝,盖预服毒也。于光绪十三年具奏,奉旨旌表,建立专坊,坊在西大街与王史氏坊相对。”杨治平先生这么寥寥几笔,就大致勾勒出了胡烈女不幸的一生。这位生活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没有留下名字的胡姓女子,本来要嫁给李永睦做继配,但还没等过门李永睦就病故了。在跟自己的父亲去吊唁“亡夫”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她预先服下了毒药,死在了“亡夫”的灵前,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谢。这样的贞洁烈女正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赞扬和提倡的,于是由朝廷批准在丹噶尔城西大街建起一座牌坊,纪念这位为封建礼教献身的胡烈女。这座飞檐反宇、气势不凡的烈女坊就这样默默诉说着一个淋漓着鲜血的故事,直到它被历史的尘埃湮没。

《丹噶尔厅志》中说胡烈女坊“与王史氏坊相对”,这座王史氏坊的来历书中也有记载。王史氏是增生王明德的妻子,因为“夫故自尽”,所以在光绪十三年具奏,“奉旨特立专坊,坊在西大街厅署西”。丹噶尔城原先还有一座最早的贞节牌坊——张贾氏坊。张贾氏是张焕奎的祖母,在丈夫张锡死后守节,后来她的孙子张焕奎中了武举,于是在城内西大街为张贾氏建了牌坊。张焕奎其人在《丹噶尔厅志》中有详细的记载,他是同治壬戌科乡试的武举人,最早开始在丹噶尔办团练,当时身兼大南营团总和北四营团总之职。据说张焕奎逢战身先士卒,胆气过人,曾亲往宁夏贺兰山求请援兵,往返转战千里后安然归来。后来,因张贾氏的儿媳、张焕奎的母亲张苟氏在丈夫死后也追随婆母的脚步,立志守节,所以在东关万安桥西也给她建起了一座牌坊。除此之外,丹噶尔有记载的贞节牌坊还有生员崔得孚的妻子崔李氏的牌坊、王永年的妻子王刘氏的牌坊、杨生春的妻子杨张氏的牌坊、韩氏的牌坊等等,但都不明其所在。需要注意的是,后面的这些都是贞节牌坊,都是因丈夫亡故后守节不嫁而获旌表的,但胡烈女是尚未完婚便为夫殉死的,所以她的牌坊是丹噶尔唯一的一座烈女坊。

牌坊作为一种景观性建筑在中国有着悠长的历史,据说最初是由孔庙中的棂星门衍变而来。不同的牌坊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功用,最常见的一种是修建在庙宇前面的牌坊,如至今仍矗立在湟源县城隍庙鉴心殿前的牌坊和大庙巷口的关帝庙牌坊;一种是功德牌坊,如明朝末年为纪念柴国柱父子的功勋在西宁东关大街修建的“父子元戎坊”;一种是节孝坊,本文述及的胡烈女坊、王史氏坊、张贾氏坊等都属此类;还有一种是标志坊,多建在村镇入口或街口,起到分隔地域空间的作用,现在许多村庄的村门都是这种牌坊;还有一种是陵墓坊,一般只存在于皇陵或者帝王将相的陵墓中。几乎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一些牌坊历经岁月的洗礼而留存下来,它们有的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风貌,有的却随着时移事迁而变得面目全非。但在这些古老孑遗的背后,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为我们述说着先辈们走过的道路。

相传洪武二十一年(年),明太祖朱元璋为鼓励科举考试,特别下令为科考状元修建状元坊,从此开了由朝廷批准官修牌坊的先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奉旨修建的牌坊上大都有“圣旨”、“圣恩”等字样。贞节牌坊的出现,是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开始成为主流价值观。统治者们为表彰那些在丈夫亡故后要么不改嫁、要么自杀殉葬的女性,为她们建造起一座座贞节牌坊,企图用她们的事迹来引导更多的女性接受被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的命运。可以说每一座贞节牌坊都是由一位不幸妇女的血泪铸成的。在每一座牌坊的背后,不是埋葬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是埋葬着一个女子几十年的青春或者一生的幸福。

拂去历史的蛛网,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昔日坐落在丹噶尔城西大街上的胡烈女坊和王史氏坊。在《丹噶尔历史渊薮》一书的页,有一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丹噶尔城西门的位置向下俯拍的照片。从这张旧照上可以看到,距离城隍庙往东不远处就是一座牌坊(大概就是现在新建的“政通人和”牌坊的位置)。据董皓先生的《丹噶尔风物拾遗》一书记载,这座牌坊就是张贾氏的牌坊,湟源人过去称之为“贤孝牌坊”。《丹噶尔风物拾遗》一书中说王史氏坊和胡烈女坊在丹噶尔厅署的东西两侧。《丹噶尔厅志》中明确记载王史氏坊在“在西大街厅署西”,而《丹噶尔风物拾遗》中却说“厅署东面的牌坊所表彰的是‘节妇’王史氏”。个人认为《丹噶尔厅志》的记载是准确的,因为在该书编撰者杨治平先生所处的时代,王史氏坊和胡烈女坊都还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杨先生几乎天天可以看见这两座牌坊。再者,以杨治平先生编撰《丹噶尔厅志》的用力程度和严谨态度,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明显错误。由此看来,王史氏坊应该位于厅署西侧,胡烈女坊在厅署东侧与之相对而立。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穿过丹噶尔那古老厚重的西门,就能看到在古朴坚实的石板街道上,依次坐落着张贾氏坊、王史氏坊和庄学本这张旧照中的胡烈女坊。如今,这些浸注着女性苦难记忆的牌坊早已无迹可寻,也极少有人知道牌坊背后的那些血泪往事,那段女性的青春和自由被任意剥夺的历史也已永远成为过去,唯有这些散发着年代气息的老照片还能带给我们一些思索和启示。

作者简介:

刘玮,男,青海湟源人,年5月出生。本科、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营养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读书,后习写作。有诗文作品发表于《青海日报》《群文天地》《河湟》《金银滩文学》《青海组织工作》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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